1949年，湖南解放，主持湖南军政大局的12兵团，招募了好多文化人，来为继续推进解放事业建言献策，鼓吹宣传。当时美术方面被招募的就有著名版画家曾景初先生、国画家张彦青先生（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）、雕塑家张友明先生（现在北京雕塑工厂雕塑师）国画家莫立唐先生（现为湖南画院画家）、张钦若先生（油画家、***艺术学院教授）和今年已逝世的写意画大家王憨山先生等。我当时年纪较小，也忝列其中，而主其事者，诗人韩笑也。韩笑当时年纪不大，但知人善任，襟怀宽厚人多德之。可惜英年早逝于广州，我们至今都怀念不止。

　　憨山先生当时25岁，而我年仅17岁。因为彼此都酷爱美术，而交厚甚笃。而今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，这些当年济济一室，为编辑一本64开的《战士小画报》，而出力的这一伙美术青年，居然都艺有所成，成为各造型艺术领域的重要作手。特别是作为潘天寿大师入室弟子的憨山先生尤为铿锵一时、冠冕一方。我作为工笔画家，活动在北方，他作为大写意画家，活动在湖南故乡，在艺术上一个精微，一个雄阔，在绘画的两极进行探索。地无分南北，艺术无分工、写，各行其道，各臻孤诣，而都能相将相埒，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契合。

　　憨山先生秉性正直忠淳，曾因为一个展览版面的颜色而小忤某上司，竟累遭谴责，乃愤而转至地方工作。而我奉调北上，从此一别40年，彼此的坎坷际遇，谁也不知道，直到1991年9月，憨山先生因谋求在北京展览其作品，找到北京问计于我。这才40年第一次读到他的大量佳作，深感震撼。于是，我连夜写下了评论憨山先生的文章，借用，《蕙风词话》里况周颐论词的“重、拙、大”三个字来比喻其沉雄、强健、博大、开张的艺术风格。这个观点，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，憨山先生对这一点也深以为然．写这篇文章的那一在我彻夜未眠，似乎觉得只有我的老朋友憨山先生对这三个字当之无愧，吻恰无间。这可从憨山先生的大量画作中得到最确切的证明。

　　我一生坎坷，下放山西“病笔”20年，无所作为．直到，1988年回到北京，才略有改观。当我看到憨山先生的几百幅气势恢宏、真力弥满的作品时，十分激动，认为这是他力之所钟，气之所积的缘故，会开启一代新风的。白石老人的故乡，天寿先生的门下，宜其应该矗立起一面新的旗帜来的。初见的那个晚上，我们抵足而眼，彻夜谈诗谈艺，豪情满怀，在艺术创作上各怀一股强烈的自信，他说我的“工”要防腻，我说他的“写”要防率。从这一年开始，我们常常互通音问，互申衷曲，互谈甘苦，互说体会，一有所得，辄连夜相告。他在我们下湖南的来说，是山里人“宝牯老”，是一担棉花百把里不卸肩的“棉花客”，但还是排除了语言的障碍。谈得很起劲。

　　憨山先生讷于言，而敏于思，他创作时着笔少，而属意深，他把每一幅作品都当成一种内心世界的宣示。在他看来，艺术是第一义，其他都是小节。比如：他能挑担西瓜给傅抱石拜师；比如他坚持己见而与领导顶牛；比如他背着装画的麻袋，走遍南北拜访名家寻求指点，甚至对青年学生他也能驻足倾听他们不完整的前卫观点，比如他毫无顾忌地把他那千粘百补的草图，像百家衣一样拿给别人讨教，一有所悟，马上撕下来重粘重贴；比如他能光着脊梁在台湾萧飒先生家里作画，耷拉着一身老肉也毫不在意；又比如他能前后浑身汗透，衣服都泛着白霜，出入自己的展厅，聆听意见，人们竟不敢相信他就是办展的王憨山大师……这些怪异的行动，只能说明他真正是一个“从山里来”的艺术家，质朴得像泥巴一样，坚强得像石块一样，拙讷得像土地爷一样，而深沉郁勃得像江河湖海一样。

　　至于他对农村生活的无微不至地眷恋，对花草鸟虫、鱼虾蝌蚪所倾注的童心般的爱，无一不表现在他的作品中。

　　我和憨山先生还是诗友，我自认为我追求的诗境是奇诡的，而憨山先生那种明白如话、朴质如谣而又寄意深远的诗风，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受潘天寿和齐白石先生的影响至深。他的“二分写字，二分画画，六分读书”的自况，注定了他是个文人画家。当今，自诩为“文人画家”的人很多，但“何其不文乃尔”的实在不少。而憨山先生却竭力表白他是农民，是山野之人，是村夫……这些又注定成就了他能够在农村几十年的岁月里，自我塑造成型一种独特面目。

　　他的书法，后来因为特别喜欢金农，学起金农的“漆书”来，而且一以贯之，一写到底，至老不辍。我附近邮局的人一见到他的信，就对我嚷嚷；“林先生，你那写大字的朋友来信了。”在这一点上，憨山先生真有个性，我和憨山先生都是金农的崇拜者，金农说“难谐众耳，惟擅孤吹”。有一次，我把这八个字告诉憨山先生，我们相顾大笑，真的忘记了周遭的一切！

　　转自： 林凡艺术

　　我仔细看过憨山先生作画，他是奋笔直书的，痛快淋漓，能一扫那柔靡扭捏的毛病。但有时也过于直露，笔墨略少变化滋润，殊少“意外之趣”。这一点，我们也谈得非常彻底。我非常激赏他“胆”，他的“质”，这就是他的“魂”。但我说，憨山兄，您能“使转”你的笔，意境就更丰富了。他非常同意我的话，说；你的所谓意外之趣，真难捕捉！而近两三年，我似乎感到他在变，他有意识把自己的“魂”变幻得更虚灵，更诡异些。画上也似乎充满时代的欢乐气氛，而少了许多樊结、忧愁，和专情于个人命运的哀楚。这种变化，应当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。唉！天不假年，憨山先生，没有最后圆满完成他像齐白石一样的“衰年变法”。齐白石的变，是“放”，而憨山先生的，他自己就是“敛”。他意识到这种变的重大意义，而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，我真为之扼腕啊！我的妻子王影很晚才认识他，她也有和我一样的痛切之感：憨山先生走得太早了！